文 |拾忆

说起印尼这个国家，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可能是巴厘岛的海滩，或者是火山和热带雨林。

但你知道吗，这个拥有81000公里海岸线的群岛国家，正面临着一场关乎国运的生态危机。

印尼手里攥着的生态资源真不少。

58000万公顷的海洋生态区，35类特有的林藻群落，还有525种珍稀爬行动物。

这些家底让印尼被冠上了“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”的名号。

听起来挺风光，但实际情况怕是没那么乐观。

海洋生物的经济价值被估算在1.28万亿美元左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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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数字听着吓人，可真正开发出来的只有124亿美元，连一成都不到。

联合国粮农组织2022年的数据显示，印尼的年捕捞量排在全球第二位。

渔业资源丰富是没错，但问题也跟着来了。

海水温度一路往上爬，珊瑚礁开始大面积退化。

海龟和热带鱼类失去了栖息地，渔民们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。

海洋酸化加上过度捕捞，渔业经济受到的冲击一年比一年明显。

更何况海洋污染的问题也在加剧，这些麻烦叠加在一起，让人头疼。

陆地上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
1990年的时候，印尼的森林覆盖率还有65.438%。

到了2015年，这个数字掉到了50.238%。

25年时间里，森林覆盖率减少了15个百分点。

这速度说实话有点吓人。

生态危机背后的经济压力

森林为什么会消失得这么快？原因其实不复杂。

稻米种植需要土地，棕榈油产业要扩张，林木资源的商业开发也停不下来。

商业性采伐、周期性的林火、水土污染、自然灾害，这些因素一个接一个地给生态系统施加压力。

热带雨林和湿地的功能在下降，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。

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速度，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快。

如此看来，印尼的生态家底虽然厚，但架不住这么折腾。

1996年的时候，苏哈托政府为了保障粮食安全，推动了泥炭地的垦殖。

当时看起来是个解决吃饭问题的好办法，但后来发现这个决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超预期。

土壤碳库被破坏以后，水文循环开始紊乱，热浪出现的频次激增，生物多样性也跟着锐减。

这就是典型的“拆东墙补西墙”。

为了解决眼前的粮食问题，把生态系统的根基给动摇了。

代价在后面慢慢显现出来，想补救都来不及。

印尼的农业系统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。

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，但温度每升高1℃，星空体育稻米品质就会劣变一成左右。

年均减产量达到130万公吨，占总产量的比例在一到两成之间波动。

有研究机构做过数值模型预测，从2000年到2080年这段时间里，稻米总产量可能会递减4%到16.5%。

这个区间看着挺宽，但不管是哪个数字，对印尼来说都不是好消息。

2015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干旱导致稻米减产210万吨，米价通胀了10.2%。

政府无奈之下只能启动跨国粮食采购，花了不少外汇储备。

印尼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靠农业吃饭，超过一半的低收入家庭以耕作维持生计。

作为全球第三大稻米消费国，粮食安全问题一旦出岔子，社会稳定都会受到影响。

这个系统性风险摆在那儿，谁都不敢掉以轻心。

资源过度开发加剧了环境压力，极端气候又削弱了农业的韧性。

这两个因素互相强化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
林火频率和碳排放量呈现正相关增长，生态阈值被一次次突破。

佐科政府上台以后，开始推动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。

《栖息地保护法》被拿出来实施，目的是打破“开发、破坏、衰退”这条传统路径。

说起来容易，亚搏app下载做起来难度不小。

毕竟经济发展的压力摆在那儿，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开发活动全停了。

制造业困境倒逼绿色转型

印尼的工业化进程从1960年代后期启动，维持了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。

但进入21世纪以后，特别是2005年之后，制造业开始出现系统性放缓。

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下行，增速落后于宏观经济整体表现。

就业规模倒是在扩张。

2016年到2019年这三年间，制造业从业人员从1587万增加到1920万，净增了333万个岗位。

但问题在于，这些新增岗位大多集中在中低端产业，附加值不高。

如何为“早衰”的制造业寻找新的增长动能，推动产业向高端形态迈进，成了印尼政府必须面对的核心挑战。

工业化加速了经济现代化，但生态代价也很显著。

这个矛盾怎么解决，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。

佐科在第一个任期里，对环境气候问题的认知发生了转变。

他开始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个生态问题，更是经济发展的短板。

2020年，印尼外长蕾特诺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内发言，明确提出要推动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建设。

到了第二个任期，佐科政府延续了这个政策方向，提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要“并驾齐驱”。

但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。

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变化，跨国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，气候治理的成效不如预期。

政策目标很明确:助推可持续发展，减少经济损失，同时争取国际气候融资。

说白了，就是要在保护生态的同时，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，还得从国际社会那儿拿到资金支持。

印尼的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包含了几个关键要素:温室气体减排、包容性经济增长、社会公平性提升、气候适应能力培育。

这些目标听起来都很宏大，但要真正落地，需要一套完整的执行路径。

营商环境优化、经济体系重构、气候治理机制，这三个方面被整合成一个战略协同体系。

国家发展规划署署长苏哈索提出过一个观点：疫情之后，低碳产业的资本投入会产生溢出效应。

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对的。

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始创造绿色岗位。

水电、太阳能、地热、风能、生物质能，这些领域的投资在增加，就业机会也跟着来了。

产业结构在优化，低碳转型让发展质量和生态承载能力之间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点。

“印尼制造4.0”计划把重点放在节能环保产业上。

从2018年到2030年，目标是实现年均GDP增速保持在6%到7%之间。

制造业对GDP的贡献要提升到21%到26%这个区间。

《国家中期发展规划》提出了绿色增长理论框架下的经济形态迭代路径。

《印尼绿色产业振兴计划》则着眼于构建技术和产业的共生系统。

私营部门在技术创新、研发资本配置、负碳技术突破方面开始发力，全生命周期环境效益产品的开发也在推进。

《工业脱碳路线图(2020-2024)》把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作为核心定位。

转型路径包括生产工艺革新、能效优化、产品标准重构，这些要素被整合成一个协同创新系统。

本来想着气候治理只是个环保议题，但后来发现它跟经济转型、产业升级、就业增长都紧密相关。

印尼政府把气候治理当成了一个战略支点，试图撬动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转变。

这个思路是否能成功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

但至少从政策设计上看，印尼确实在尝试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道路。

生态安全、经济转型、国际地位提升，这三个目标被绑定在一起，通过气候治理这个抓手来实现。

发展中国家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，这本身就是个世界性难题。

印尼的经验能给其他国家提供什么启示，值得持续观察。

低碳转型驱动的产业升级，有可能重塑印尼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，也有可能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障碍。

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支持力度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个进程的成败。

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，单靠某个国家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。

印尼的气候战略能走多远，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，也取决于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。